有新鲜的，说吴大小姐爱听戏，将军爷爷请了程砚秋来唱堂会，生生把吴大小姐从深宅大院里给唱了出来。不管怎么个说法，反正这两个人相遇了。一位是戎马仗剑的翩翩少年，一位是百媚动人的卿卿佳人，就如那唱本戏词里的故事，一见钟情，二见倾心，便暗许了终身。

　　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末期，天津吃紧，吴四爷说要回家看看，临走嘱咐爱妾万事小心，那边安顿好就接她们母女俩一起走，可他这一去便再没回来。将军爷爷作为守城的将士自是飞脱不了。城在他在，她在他在。吴大小姐定了心思，她哪儿都不去，只跟着他，在有他的地方。

　　而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将军爷爷作为战犯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进入新社会，一切大不相同，有人劝吴大小姐不如趁着年轻找个工农兵子弟赶紧嫁了，可她却死拧。既然在月亮下面立誓说好了要等那个人，那么五年是等，十年也是等；年轻要等，年老也要等。

　　女人大概天生擅长等，可流光最易把人抛，转眼竟是十几年。公私合营了，原先家里的店面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股票；“大跃进”了，家里的铜壶锡器都捐了出去；三年自然灾害，饿急了扶着老母亲去朝阳门外挖野菜根吃。吴大小姐日日数着，挨过春夏秋冬，秦城监狱的释放名单上终于有了将军爷爷的名字。

　　被放出来那天，将军爷爷一早就到了吴大小姐家门口。那时的她已不再是月白衫蓝布裙的女学生，也不再是穿着溜肩绲边旗袍的大小姐，而是穿了一身灰绿色的工装，可将军爷爷见了她却激动得不能自持，七尺男儿竟当众哭出了声。

　　后来我想，那段时间大概是吴大小姐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等来她的良人，她绣了大红的被面，她等着携那人的手去中国照相馆拍张照片，盖上大红的喜字，然后在这小胡同里过尽平安喜乐的日子。

　　可是只差一点点却还是来不及，“文化大革命”来了，她的婚事没了。

　　先出事的是将军爷爷，他很快被打倒了，胸前挂着“反动军官”的牌子被人按到灯花小学的操场台子上没日没夜地批斗。那时吴大小姐根本见不到将军爷爷，她先还四处奔走，打听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却不知紧跟着她自己也将陷入泥沼。

　　那是人人兽变的年代，专有人揭疮疤，说吴家老太太是青楼戏子，是旧社会余孽，又抓住吴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身世一通穷追猛打。吴大小姐家的四合院很快被人占了，只把她们赶到西面一间小屋里住。那些红卫兵只要想起来，就到家里来揪人，吴老太太一把年纪，被斗了三天，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吴大小姐悲愤交加。可这还不算完，刚匆匆忙办完她妈妈的后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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