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微笑点头道：“是民政，但在我看来也是税政，宋先生精通经史，当清楚前朝没少出台打击豪强兼并土地的政令，然这些政令真抑制住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了吗？秦汉两朝，朝廷皆有规定，五大夫受田不得多于二十五顷，列侯不得多于九十五顷，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豪强可以隐报，可以诡寄，以各种手段变相兼并土地，朝廷可奈之何？最终豪强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财税越来越少，国库空虚，灾年一至，无力赈济，百姓揭竿而起。回到土地兼并一事上，豪强为何要兼并土地，当然是为了逐利，常言道，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历朝历代，皆单纯将税赋视为维持朝廷运转所需，最多也就是有余钱时赈灾，这其实是过于片面了。在我看来，税赋并非越少越好，因为税赋除了用来维持朝廷运转外，其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用来促进生产发展和保证社会尽可能的公平，首先，好的税政本身就应该具备一定的抑制兼并的功能，即便兼并最终难以避免，也要保证税赋不因兼并而减少，如此国家才有转移支付的能力，所谓的转移支付，简单来说就是富者应多交税，国家再用这部分税收来给贫者提供帮助。如果一个国家的税政缺少了这些功能，即便再贤明的君主，也避免不了王朝走向灭亡。”

　　杨禹的话掷地有声，其实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懂，大家都是一点即明，但历代在这一点上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官僚士绅本身就是兼并土地最多的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置国家存亡于不顾。

　　杨禹的一番话，让宋茂等人沉默了，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自古以来，皇帝要依靠官员治理天下，因此便要给官员一些特权，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特权就是免除税赋，而官员有了这项特权，又免不了要兼并土地，兼并到最后，必定会造成大量普通老百姓失去田地，难以生存，国家的税源也因此枯竭，难有作为。于是反旗四起，王朝更替，汉末便是这个样子。

　　如果汉末不是土地兼并过于严重，民不聊生，便不会有黄巾军起事。

　　朝堂上的争权夺利什么时候都有，没有黄巾军起事，朝堂上的争权夺利就算严重些，也不至于天下大乱，祸患绵延至今，以至夏华几乎亡国灭种。

　　作为这些深刻的苦难的亲历者，宋茂这样的大儒不由得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之中。

　　杨禹没有直说应该怎么做，其实他每次昏迷后所到的那个世界虽然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但肯定不能照搬，这方面杨禹自己也还在思考，他现在把这命题抛出来，用意是由着这些精英先思考，看看有没有人能想出更适合的办法，总之，他还没有肤浅到以为自己一声命下，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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