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康有为的话印象深刻。

　　此前，蔡元培曾以读书人的眼光，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以为然，但对康有为不久前的公车上书的壮举十分赞佩。从与张之洞的谈话中，蔡元培深切的感悟到，甲午之后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变化。

　　1896年，在故乡绍兴闲赋的一年里，蔡元培的读书兴趣完全转到了西学上，特别关于日本这几十年是如何强大起来方面的读物。

　　此前，在甲午战争进行之时，他就已经研读了顾厚琨的《日本新政考》和李小池的《环游地球新录》等书，这一时期，他又先后阅读了日本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仲礼的《日本师船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华蘅芳的《算草丛存》、以及《游俄汇编》、《电学源流》、《电学纲目》、《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声学》、《代数难题》、《几何原本》、《农学新法》、《支那教案论》、《西学启蒙》、《日清战史》、《生理学》、《进化新论》等等。

　　在这些书籍中蔡元培看到的，几乎是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知识天地和全新的世界。

　　毫无疑问，学习是一种能力，而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学习能力超群之人。一个饱学经史的翰林学士，能够静下心来读这些学科广泛，内容生涩的各类书籍，除了学习能力，更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在激励。

　　这一时期的蔡元培，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全新的思考，认识到：故纸堆再也找不到出路，先前所通行的考据、训诂做学问的路子，根本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

　　长期传统教育熏陶出的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蔡元培不愿再埋头于经史子集这些给他带来功名荣耀的经典。他把头抬了起来，放眼四望。他想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治理经验，发掘救国救民的方略，寻找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支撑点。

　　进入翰林院之前，蔡元培只是一个典型的忠孝节义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但国家的惊天之祸袭来，蔡元培的意识开始转变了。

　　对蔡元培来说，这一年是洗脑的一年，是浴火重生的一年。如同他自己所说：“少酖举业，长溺文词，经沽史法，亦窥藩篱，生三十年，始知不足”，“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决意“迷途回车，奚翅炳烛”，“他简直像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1896年12月，蔡元培自陆路乘马车回京销假。

　　1897年的北京，喧嚣着改良的思潮，《时务报》、《新闻报》等连篇累牍的倡扬变法，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等在京的各省人士，纷纷发起成立维新团体。很快，公车上书的领军、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再次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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