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高官也都沉默了。特别是裕仁，几天都没有说话。这位重度残疾，必须依靠假腿与拐杖才能行走的男子，身份地位平平无奇。他的功业也绝对谈不上惊天动地，可仅仅他能够靠自己站立在那里，本身就有着震撼人心的东西。

　　回想起这个人说过的话，也没有特别的豪言壮语。既没有“七生报国”的豪迈，也没有“九段坂见”的悲壮。他只是好好的活着。

　　据人民党说，中国的每个乡村，现在大部分支书都是退役军人来承担的。而这些军人当中，大部分也都是从士兵干起，逐渐成为军官的。回想起北一辉对退役士兵的特别善待，裕仁大概有些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而这位朱书记有一段话，让裕仁格外感到震动，甚至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群众的疾苦就是我的疾苦，群众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群众出了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同情，不理喻，这实际上也是自己一种耻辱，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耻辱！”

　　这样一位要饭出身的男子，一个十四岁加入军队前一个大字不认识的男子，这个在日本属于被社会抛弃的人。居然有着一种心怀天下的感觉，居然认为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义务。他好像根本不觉得自己的身份是如此的卑微，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类型。他的荣辱感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联系在一起，让这个原本身份卑贱的人竟然看着伟大起来。

　　如果在日本，这是根本不可能想象，也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个人生前既不可能加入军队，也不可能获得任何被人们承认的体面工作。在他失去四肢与左眼之后，这个人注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改变这个人命运的是什么？裕仁所有的思考都指向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人民党创造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的社会中，所有的人作为人类本身都得到了尊重。哪怕是一个残疾者，也能通过劳动得到地位与尊重。

　　“群众的疾苦就是我的疾苦，群众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群众出了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同情，不理喻，这实际上也是自己一种耻辱，自己的丑陋，自己的耻辱！”回想起这句话，裕仁越来越觉得厌恶。这样的一个人在日本是不会被上层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日本上层的嘲讽，是对裕仁本身的嘲讽。

　　日本上层是从来没有把日本人民当回事，更没有把日本人民的疾苦当回事。至于与这位朱书记同等地位的日本官僚阶层，就更不用指望他们中间有谁会和这个中国男子一样的考虑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样的一名男子存在于中国。裕仁越来越想不通。他已经没有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的想法，裕仁知道他所面对的中国是根本无法战胜的。中国有了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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