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连续两次推迟时间，让原本对他充满信心且已迫不及待的蒋介石心中疑云大起，怀疑张学良是在搞什么“欲擒故纵”的政治手段，从而跟自己勒索更多的好处。张作相随后致电给正在北平谈判着的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诒等东北代表，重申张学良之所以两次推迟易帜，是因为日本人百般阻扰和直鲁联军叛乱，确实不能操之过急，绝不是有其他意思。为了再表达东北方面的诚意，张作相向张学良提议，释放奉军手里的所有北伐军俘虏，同时归还奉军在战争中扣留的原属于国民政府的客货列车200辆和机车车头10个，张学良都应允，随后又按照张作相的再次建议，释放了沈阳的国民党党务指导员钱公来并亲自赠送五百大洋以示慰问。但在这件事上，张学良还是碰到了很不愉快的变故。时任京奉铁路局长、东北交通部代理部长的常荫槐拒绝交出那些已被奉军缴获并且划归给东北交通部的列车和机头，声称“这是我交通部的事，他（张学良）管不了我”，让张学良大感颜面无光。最后，还是张作相以元老的身份对常荫槐施以压力，才迫使东北交通部归还了那些列车、机头等物。

　　担心夜长梦多的蒋介石原本满腹狐疑，但也再次理解了张学良。为了克制日本人的阻扰，蒋介石邀请了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前往沈阳，会见张学良和林久治郎，阐述了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南北统一的态度，以此支持张学良，给日本人压力，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也趁机利用“济南惨案”大造声势，在国际舆论上进一步给日本政府施压。

　　随着各方势力以东北易帜为核心而争斗得程度愈演愈烈，此事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了此时中国民间最关注的头等大事。关内关外民众的爱国情绪也被激发起来，此时，日本的南满铁路会社正在谋求修筑吉会（吉林至会宁）、长大（长春至大赉）这两条铁路的权限，试图进一步控制东北铁路命脉，这件事火上浇油地激发了东北民间的排日情绪，而东北民众也对易帜事件普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东北境内各地民众群情激奋，反对日本进一步渗透和控制东北，以各种方式强烈要求张学良早日实现东北易帜，推动中国南北统一。延边、珲春、何龙、汪清四县联合组成了“抗路联合会”，辽宁各界成立“东北路权保持会”，吉林各界成立“吉林省路权自主会”，齐齐哈尔各界成立“黑龙江反日会”，东北各地的反日排日运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黑龙江省教育协会向东北保安委员会呼吁“毅然决然，速即改旗易帜”，“因强邻之不利而我即不为，然必有利于强者而始为之乎？”吉林省学生联会和教职员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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